阅览世界的纸张 - Domenico （瑞士著名艺术评论家）

对于艺术家来说，一直以来，纸张都是必不可少的载体。 是设计的基础：用于写作、书法、知识的传播、勾勒或创作艺术作品。

纸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具体的时间不是特别明确，大约为西汉末期（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8 年）。 可能在公元 105 年 ，当时的农业部部长蔡伦为制造纸张，建议使用“中国草”、桑树和竹子等原料。然而，直到四世纪，它才用于书法写作，以取代木板和竹片。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的制造方法传到了韩国，并从那里出口到了日本。 然后造纸工业到达意大利（法布里亚诺，1276 年）和欧洲大部分地区。

这种手工造纸的传统技艺于2014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纸张作为载体，是传统材料的主体，也是前提，让来自遥远地域（瑞士和中国）的两位画家弗朗辛·穆里和姜竹青（几年前在巴黎国际艺术城逗留期间认识）能够比较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文化和不同的敏感性，然后重新发现协调性和自由的亲密关系。

在中国目前生产的最著名的纸种中，有来自安徽东南部宣城地区，特别是泾县的宣纸。就在这里，在那些工厂里，两位艺术家开始了“讲故事”的“旅程”，包括地域上的和意识上的，然后延伸到北京，在清华大学绘画系的工作室里，创作他们的伟大作品，然后也在米兰乔治·乌皮格里奥的工作室工作，创作和印制了另一部分作品，尤其是单版画。直到纳沙泰尔艺术与历史博物馆（环球旅行展的第一阶段），再到卢加诺博物馆，再到青岛学院博物馆和清华大学艺术学院，这些作品最终将在那里被多次展出。（注：后改为苏州寒山美术馆与安徽芜湖博物馆） 

艺术是表达世界观的创造性方式。 语言和表达方式在变，但归根结底，这始终是讲述世界的最崇高的方式。

纸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2000 多年来，它传达了中国的艺术、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并通过书画表达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独特愿望和愿景。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着观察世界的方式，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学的特质能够在纸上以黑白图像的形式表达出来。 

历经千年，人们看待世界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跨文化为艺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模式，而纸保持了其经典、永恒和普遍性的本质。 全球化产生了一种新的跨文化共存，这应该会带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大规模工业化之后，中国通过将其造纸技艺扩展延伸到艺术家、学生和年轻人的手上，以达到保留这一传统技艺的目的，并重新开始提升造纸工艺，同时也表现出对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尊重。

我们具有相同的人性，相同的根源，但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在审美维度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上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语言。今天的艺术趋向于一种混合语言，其中源自东西方艺术传统的元素相互交织。 在与另一位艺术家同时进行的工作中，在大张纸上进行水墨画表演，揭示了艺术语言之间的不寻常碰撞以及体验艺术“制作”的新可能性。

书法或绘画艺术中使用的纸张，不仅仅是简单的、无定形的、墨汁散布的载体，而是必须学会与之对话的重要元素。 它是一种几乎可以被定义为“活的”的材料，具有特殊的特性。 您需要了解它的吸水性，欣赏它的颜色、稠度和质地，以匹配最合适的墨水。纸张的表面对作品的定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就足够了：它构成了所有未被墨水占据的空间，因此它的表面纹理会影响笔刷滑动产生的“丰满”笔触，产生的“空隙”。即使很多时候在开始书法或绘画之前你不太注意它的特性，但从第一次接触毛笔，你就会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它的品质是什么。 

这是在我眼皮底下出现的视觉效果，拍摄它，传达一种我们逐渐体会到的感受，从纸的“质地”、它的活材料开始，直到用墨水和毛笔创作作品。在制造过程中，从液体元素的纸浆中产生的联系，然后是变薄和净化，然后烘干，直到它变成固体的、薄薄的纸张，最后画上影线、上色，最终成为大纸面上的“复调”艺术作品。

我制作的一部“低预算”电影，旨在讲述一个亲密而感性的故事（讲故事），它使用创意纪录片的结构——采访、现场镜头、档案镜头、场景——作为建立这种特殊和独特的艺术体验的基础，以及对围绕它的一切事物的非传统方法。 包括艺术创作的方式。

所以我们专注于“角色”的情感关键，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艺术。 这导致我们做出了许多不同寻常的选择，包括我们在布景中的工作方式，从“空气”和造纸区的自然环境，到工厂本身，再到工作室内部的人。

一种前所未有的纪录片方法，其中还需要在片场即兴发挥，不断质疑自己拍摄什么以及如何拍摄，还经常不得不手动使用相机，也许在最“多事”和极端情况下需要使用一个 go pro、一个小“osmo”甚至是手机，因为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拍摄的”。图像和采访有时有组织和设置，但也经常“偷”或从现实中偷走，并试图始终保持“正确的距离”。

这个创作过程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将纸张的生产在叙事、视觉和拍摄实践中与两位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结合起来？ 如何在电影中保持这种双重过程的统一？

艺术家的痕迹是轻微的； 纸是轻盈的象征。 然后，相机必须以轻柔、飘逸、悬垂、轻盈的动作轻轻地漂浮在拍摄对象上。

或者艺术家纸上留下痕迹的标记，线条，阴影，斑点，让纸张产生痕迹的原材料：叶子、树皮、树干的质地，以及纸张杂质的痕迹，原材料浸泡处的水波纹的痕迹。那么这里就是相机拍摄跟随线条的痕迹，划定阴影的轮廓， 停留在打浆水光的变化上，在实践中跟随艺术家的姿态，也跟随艺术家本人作为一个多义元素：手的线条、眼睛的轮廓、头发的质地等。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记录片（通过克里斯·马克所说的作者的“观点与看法”）构建艺术品与造纸过程的平行和渐进的过程。

整个过程及其细节； 完成艺术作品的缓慢而有节制的时间和纸张浸渍干燥时间； 制造工具和生产纸张的工匠的姿态； 艺术家的工具（例如各种氛围的画笔）和艺术家的姿态等。

画笔确实是一个揭示工具。 它还可以反映更多西方和东方态度之间的差异。 看着他们的作品，弗朗辛·穆里似乎表现出更多的力量和严谨，而姜祖青同时表现出更多的内省和多样性。就连身体的姿势也不同：姜祖青更有韵律，弗朗辛更有动感，一“阴”一“阳”。 但是，如果您查看画作的结果，查看纸张上的痕迹，这些差异几乎消失在一种既具有标志性又具有精神性、内在性和超然性的和谐中。

或许也是因为，正如博物馆馆长保罗·坎皮奥内明确地暗示的那样，在比较两种文化之前，两个人是相互对抗的。 然后，弗朗辛是西方文明的表达，而姜祖青是东方文明的表达。 这也是两位艺术家目前距离所体现出来的碰撞，他们只能远距离通信（目前在疫情的环境下），但感觉却很亲近。

“我试图始终与她保持联系，”弗朗辛向我们倾诉，“这不取决于身处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而是取决于一个人内心的感受。 如果大家在这艰难时期，他的性情和我一样，那么无论是在北京市中心还是在梅里德的乡下，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新冠病毒是一种该死的天然物质，可以渗透到我们的身体中。 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保持一致，找到一种节奏，一种认知，一种共同的感觉； 并且在某个时刻，事物、情感完成并重叠”。

另一方面，正如姜祖青所说的那样，“我们之间的确存在文化、教育、传统、经历方面的差异，而且在今天，我们之间也存在着深厚的人性深层关系。 这为我们的合作赋予了意义。 艺术灵感来自生活，来自日常的点点滴滴，来自对话。 一切都可以交流，但在艺术中，交流是一种礼物，一种在社会上的共享价值，因此我相信这种“交流”也将作为一种深厚的友谊永远持续下去。”

一种社会性也在于通过与公众分享这些艺术作品，这是（瑞士）纳沙泰尔博物馆首先要做的，其导演安东尼娅·内西在我制作的电影中明确地指出“它将不仅仅是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展览，而是博物馆今天应该采用的一种新方法：社会共享，因为艺术是社会的反映”。

正如他们所说：当两个人相遇时，更是如此，如果他们有创造力，他们就会改变世界。